三羊开泰（剪纸） 19.5×22.5厘米 高凤莲

在《周礼》中，羊被称为六畜之一，是与上古先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羊伴随中华民族步入文明，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影响着我国文字、饮食、道德、礼仪、美学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居民，就已开始选择水草丰茂的沿河沿湖地带牧羊狩猎。

“羊”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亦有多种释义。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育）”“羹”“羞（美食）”“羢”“盖”等动词或名词都与“羊”字密不可分。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头顶大角的羊形。古人惯把羊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比如用“德如羔羊”来形容士大夫操行洁美、进退有节。羔羊跪乳的习性，被后世演绎成了孝敬父母的典故。汉代许慎释字义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明末清初，屈大均套用许慎的模式，在《广东新语》中说：“东南少羊而多鱼，故字以‘鱼’‘羊’为‘鲜’。”“羊”和“祥”亦被用作通假字。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云：“羊，祥也，故吉礼用之。” 《说文解字》中也说：“羊，祥也。”秦汉金石多以“羊”为“祥”，“吉祥”写作“吉羊”。

一个“羊”字，可谓蕴含了先祖们无尽的美好愿望。而自古以来，以羊为题材的玉器、瓷器、陶器、雕刻器、字画等文物古董更是尽显其美。另外，在一些传统建筑装饰——木雕、砖雕、石雕及根雕等民间艺术中，也不乏羊的造型。

据记载，在早期的岩画中，已经出现了羊的图案。如在库鲁克山发现的新疆岩画，即有以羊为题材的作品。苦井沟岩画《牧放图》，刻凿人、马、羊、鹿等90多个形象，所刻群羊，矫健不凡。

先秦时期，除了自己食用外，羊在神圣的祭祀活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商周时期，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即有以羊祭祀的记录。在众多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也出现了以羊为主要装饰图案的器物。例如殷商时期的“双羊尊”、商代的“兽面纹羊首青铜罍”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商代晚期的“四羊铜尊”。

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羌族以羊为图腾。团羊纹、盘羊纹、对羊纹等纹样大量运用到羌族的传统服饰中。北魏以后，北方草原金银器中不乏以羊为题材的作品。如北魏的“双羊五轮金饰牌”，西汉的“金盘角羊纹包带饰”等。

玉羊题材早在商代已开始制作，西周以后逐渐消失，汉代再出现。汉代玉羊多为立体圆雕，作镇物或装饰之用。例如西汉的“玉羊”，白玉受沁，昂首前视。汉朝人将灯做成羊形状，“羊灯”成为一种吉祥器物，亦称“金羊灯”。后汉李尤的《金羊灯铭》中：“金羊载曜，作明以续”，说的就是羊灯照明。同时，汉代的肖形印多有凤、鹿、羊等印形。

《易经》以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至，阴消阳长，故以“三阳开泰”为岁首吉祥之语。而“羊”在古代与“阳”通用。因此也作“三羊开泰”。尤其到了清代，三羊组合的艺术造型和纹饰图案颇为盛行，“三阳开泰”吉祥图多绣于荷包、抹胸、搭链等衣物和饰佩之上，有清代的“黄玉三羊尊”、“白玉三羊”等。

隋唐、五代及至元明清时期，均有表现羊的经典绘画作品。如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唐代（传）阎立本的《职贡图》、唐代周昉的《蛮夷执贡图》、宋代苏汉臣的《开泰图》、明代朱瞻基的《三阳开泰》、清代弘历的《三阳开泰图》、清代郎世宁的《开泰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陈居中的《四羊图册页》；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南宋李迪的《春郊牧羊图页》；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元代赵孟頫的《二羊图卷》等。同时，历史典故“苏武牧羊”亦是众多名家笔下的题材，如清代任颐所作的《苏武牧羊》、黄慎的《苏武牧羊图》等。此外，近现代名家傅抱石、刘旦宅、程十发、吴光宇、戈湘岚均擅绘羊，作品广为人知。

由古至今的艺术家将美好的希望熔铸在艺术品里的创作活动几乎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步发展，今天从静置在博物馆里的这些艺术精品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羊所凝结的美好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