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09日13:58 东方早报

早报记者 潘妤

“我们现在最最需要的是什么戏？这个时代最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我们不乏所谓的作品，写一个古人，写一个浪漫主义故事，但是我们共产党60年的历史所创造的辉煌，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得到艺术美学的表达，我想《红旗渠》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在这里。”昨天，在戏剧家协会、文汇报社、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话剧《红旗渠》研讨会上，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感慨道。

正值十八大召开，话剧《红旗渠》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给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很多启示。昨天，上海戏剧文艺界近20位专家领导和30多家文化单位参与了研讨会，探讨其艺术价值。而河南文化界这两年精品迭出的现象，也成为上海戏剧同行的讨论焦点。

《红旗渠》编导：

写这个题材是一种情结

在昨天的研讨会上，《红旗渠》的编导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创作经历。编剧杨林是土生土长的林州人，从小喝着红旗渠的水长大。他说写这个戏，就是一种情结，“不是使命，也不是责任，就是一种爱，觉得需要去写，把自己家乡的事写出来，把曾经发生在自己家乡神话般的故事写出来。”杨林说，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编剧，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红旗渠》写出来，这个戏，可以说是父子两代人的一种情怀，而完成这件事情，也是一种荣幸。

导演李利宏同样对这个题材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介绍，在酝酿了将近十年后，这部话剧历经四年创作修改才最终完成。

《红旗渠》的创作凝结着主创们深刻的情感体验，也因此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剧场效果。对此，毛时安表示，“我们当下最需要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气概的作品，但这种作品的突破非常困难。创作当中的难点需要用艺术的智慧来解决、克服，而这其中，艺术家的感情十分重要。”

毛时安提到，《红旗渠》给上海一个重大启发：艺术家必须主动出击。上海也有很多类似的激动人心的题材，比如1960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几十万大军到崇明岛去造田，包括上海居民、知识分子，来养活上海的老百姓。还有1950年代上海的大批知识分子分散到全国各地，让新中国的基础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后来陕西地方剧院写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历过的这些重要事件，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主动出击，为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进行新的、艺术的书写。”

上海同行：

戏中对人的关照最有价值

面对同行带来的话剧作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微博]说：“我知道河南的话剧人员在相当一段时间生存很艰难，但他们的作品却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比起上海之前同样讲修渠故事的《好爹好娘》，《红旗渠》显然更胜一筹。究竟什么东西有价值？是永恒的东西，你说《红旗渠》的精神也行，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这个戏反馈的最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对人、对生命的关照。我们很多人今天为什么感动？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包括十八大召开，我们面对很多课题，但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一种精神。党和人民的关系，党和这个民族的关系，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责任。我们现在的困惑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迷茫，在这个时候看这部戏，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对接。”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胡劲军提出，当下全国戏剧界出现的河南现象值得探讨，多年来河南省的戏剧同仁面对市场不景气的挑战，先后创作推出了《红旗渠》这样一批优秀戏剧，6部剧目连续6年入选全国精品剧目，河南戏剧创作的成功得益于作品题材的厚重，河南的戏剧家关注的是天下苍生，通过故事人物反映时代、揭示潮流、引领人心。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河南同行的经验值得我们上海同行去学习、研究和体会。”

上海有关领导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学习观摩《红旗渠》，通过开会研讨，对上海的戏剧创作能够有所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