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槐同志，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921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安庙村，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委员、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考古学科组成员、河南省科技史学会理事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等职。“九五”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组长。1999年被评为“河南十大新闻人物”。

安金槐同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考古事业，几十年孜孜追求，硕果累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安金槐同志从事文物考古工作50余年，始终站在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线，长期坚持野外工作，真正体现了现代考古学实践性学科的特色。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劳动，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要不在野外搞调查发掘，要不就是整理材料写报告。50年来，河南省的许多遗址，无论豫东、豫西、还是豫北、豫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唐宋元明，都有他的参与或主持。他曾先后主持发掘了郑州商城、郑韩故城、登封王城岗、密县打虎亭汉墓等数十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他提出了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上、下层的划分，早于二里岗下层存在一个南关外期，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釉陶”（原始瓷）是在当地烧造的，郑州商城为仲丁隞都，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为禹都阳城，豫东龙山文化可能是先商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他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专著有十余部，发表的考古报告、论文有130余篇，总字数在500万字以上。

安金槐一生多劫，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没有放弃他钟爱的考古是事业。1955年10月，安金槐因“审干”运动暂被停职，被派往黄委会宿舍东侧铺设下水管道工地配合进行考古发掘，他在这里发现了郑州商代的夯土城墙遗址。1956年，安金槐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完成《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初稿。1966年4月，安金槐因政治原因被停止了各项工作，1967年在运动中受冲击，业务工作受阻而停滞，1968年在文物队内干杂活，1969年被下放到西华县“五七”干校。1970年，安金槐由“五七”干校调回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其时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已并入省博物馆），又开始考古工作。1971年，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安金槐对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同年主持淅川下王岗遗址试掘，直到1972年初，安金槐在省文物工作队的领导职务才被恢复，重新主持停止数年的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工作。

安金槐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一生致力于对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学者型的领导，他深知文物保护的积极意义和重要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呼吁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重要遗址，正是在安金槐的直接倡议和领导下，1974年郑州商城工作站得以设立，1976年在登封告成观星台建立了登封工作站，事实证明工作站的设立在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安金槐热爱历史文物，看到遗存遭到破坏，痛心疾首，为了保护文物，他想方设法，置病痛于不顾，到处奔波，抢救了不少文物，1990年安金槐作为河南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亲自到现场去调研西汉梁国王陵被破坏情况，并撰写了《考察记》呼吁对该遗存加强保护，促成其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安金槐同志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他热爱文物考古事业，吃苦耐劳，刻苦钻研，兢兢业业，淡泊名利，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为确立我省文物考古工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3年，安金槐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在二里岗遗址的发掘中，是他最先提出了上层、下层的文化分期两期说，以后又在两期说的基础上提出两期四段说，此说至今仍为许多同仁所采用。1954年，又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陶遗址。上述发现，使安金槐感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不一般，铸铜遗址不是一处而是两处，他怀疑郑州会不会是商代的城址？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得出的认识是郑州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可惜他的“郑州隞都说”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又经过几年的发掘工作，1961年，他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遗址——隞都》的论文。文章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一些学者同意安金槐的观点，可也有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理由是：比郑州商代遗址晚的安阳殷墟尚未发现城墙，早于殷墟的郑州商代遗址何以会有城墙？

1972年春，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问安金槐：“郑州商城靠得住吗？”“由你主持再发掘看看”，安金槐从领导严肃的面孔中感到了慎重，也看到了信任。回到郑州，他组织文物队的同志，于1972年秋又对郑州的城墙进行了全面复查钻探和发掘。解决城墙时代是一个大课题，在郑州商城发现之初，学术界对于它的时代还有疑问，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对它是一座商代城址甚至持否定态度。而当时中国考古界对于商代城墙的发现可以说是空前的，因此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面对这样一个新发现，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判断和发掘，如何确定其时代？安金槐领导考古人员，在四面城墙之上开掘探沟，依据探沟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的包含物进行分析，最后终于判定这是一座商代城址。后来郑州商城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用丰富的事实证明当初安金槐对其时代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点今天学术界也已达成共识。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这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城市遗址被发现并证实了，罩在郑州商城上的纱幕，被安金槐揭开了。郑州商城的发现，不仅成为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同时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是安金槐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项，从1953年开始发掘起，直到2001年由他撰写的《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出版至，前后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是郑州商城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是一部反映中国商代文明的扛鼎之作，不但展现了商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商业交通和社会生活，而且通过二里岗文化与洛达庙期文化的研究，向前追溯可以作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起点和基石，通过二里岗文化与商代人民公园期文化的研究，向后延伸又可以把郑州商城与安阳殷墟文化联系起来，从而加强商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商前期文化与商后期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安金槐同志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他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刻苦钻研，严谨治学，在考古领域成果丰硕。

20世纪50年代末，安金槐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偶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不像是陶器。一次，他在密县陶瓷厂参观，发现烧制成的瓷盆都是绿釉，捡起摔坏的瓷盆片一看，胎是灰白色的，一问才知道是用瓷土烧的，绿釉的釉药也是当地产的。爱琢磨的他回到郑州，又反复观察商代釉陶，发现胎质也是灰白色的，釉也是绿色的，胎质很坚硬，他把釉陶片送到陶瓷厂化验，证明胎质是瓷土的，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瓷器，不是陶器，商代就有瓷器了。于是，他写了一篇《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60年《文物》上，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来了。该文将中国陶瓷的起源，由一般人认为的东汉一下子提早到了商代，早了千余年。文章一经刊出便引起轰动，一场历经十余年的争论由此而发。

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编写《中国陶瓷史》的讨论会上，安金槐的“商代瓷器说”的文章成了众矢之的。时隔两年，还是在北京讨论编写《中国陶瓷史》的会议上，他的观点依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和反对。1978年的浙江金华会议，对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也牵涉到瓷器最早是起源于南方，还是南、北方均属最早的起源地的问题。而安金槐是力主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器，并且举出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起，到西周洛阳的庞家沟、长安的张家坡和东周的洛阳遗址与墓葬，以及南方各地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遗址与墓葬中所出的遗物为例。但当时的古陶瓷界中有相当的学者还没有肯定“原始瓷器”这一称谓，而称之为“青釉器”。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多数专家学者对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瓷器起源于商代，到了东汉才臻于成熟，从商周到东汉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应称为“原始瓷器”。这些都是安金槐《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的主要内容，该文于1978年发表在《考古》上。这次会议以后，确定他作为主编之一，负责《中国陶瓷史——夏商周春秋时期的陶瓷》一章的撰写，就这样商代以及西周的原始瓷器被首次载入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安金槐为中国陶瓷史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世纪70年代，还在郑州商城发掘取得收获的时候，安金槐就想着要探索夏文化。在安金槐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商王朝的存在已成定论，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是否存在，是一个学术界十分关心重要问题，国内外的一些“疑古派”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夏朝，于是探索夏文化又成为安金槐梦寐以求的目标。什么是夏文化？夏文化在哪里？安金槐凭着有限的文献记载和早年考古学家在登封告成调查的一些线索，以极大的勇气和深邃的眼力，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告成镇。1975年，安金槐率考古队在告成镇一带开始了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通过几年的工作，安金槐最终将工作重点锁定在了王城岗。

1977年，安金槐派人到王城岗搞钻探竟探出了夯土。经过对夯土的发掘，从探沟的剖面呈现出夯土墙基的形状为倒梯形，顺着已见到的夯土向南追去，隔5米、10米开条探沟，在这些探沟中都发现有夯土，而且夯土向南延伸，实践证明应该是城墙夯土。随着工作的进展，王城岗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都找到了，保存较好的西城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安金槐从城墙夯土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包含的陶器断定，这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经过对王城岗城址出土木炭和骨骼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城址距今约4100年，再估算夏禹的纪年，也是距今约4100年，加之文献记载的阳城地望与王城岗古城所处地理位置相似，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王城岗莫非就是禹都阳城？安金槐一直未敢盲目地下结论，但对该城址的研究从未间断。直到1983年，他相继发表《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和《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等文章和简报，从而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被称为探索夏代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

从一定意义上讲，安金槐在王城岗遗址不仅找到了龙山城址，而且也找到了夏文化。如果说，安金槐首先发现了郑州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市考古的序幕；还是安金槐又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寻找到一条由古城探索夏文化的道路。与第一座商城的发现一样，第一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带出了一系列的新发现。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可以说是找到一条考古研究夏商历史的新路。

安金槐同志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他待人诚恳，虚怀若谷，高风亮节，在数十年的领导工作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对文物事业的热爱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为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为我省和全国培养了一批文物考古的专门人才。

安金槐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考古业务之中，但他也非常重视考古的后勤工作和单位的基础建设。在他领导下，河南省文物队在长期工作中大量积累发掘资料的同时，在后勤配套工作和基本建设方面也有出色的业绩，有了这个基础，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考古研究所之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形成调查发掘、整理修复、绘图照相、出版刊物一条龙的少数几个研究所之一。他重视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国内考古单位出版成果最多的几个单位之一。他注重人才的培养，特别注意在考古实践中让大家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一支干练的考古队伍，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全国各省区考古队伍中实力最强的队伍之一。

安金槐不仅为河南考古事业呕心沥血，在培养和扶植考古人才方面也不遗余力。1953年参与举办河南省文物工作人员第一届训练班，1954年在河南省文物工作一队主持举办省文物工作人员第二届训练班，1979年主持举办省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第四届训练班。1983年，国家文物局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郑州文物干部培训中心，重点培养田野考古干部，安金槐为此注入了大量心血，从1983年国家文物局郑州文物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安金槐任班主任，到1984年成立了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大专班），安金槐任校长，至始至终，他都在课堂上耐心细致地教导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发掘现场手把手地讲解考古发掘技术，将自己数十年来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些学员得到过安金槐的耳提面命，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博新人是读着安金槐的《中国考古》边干边学出来的。虽然安金槐并非以教师为业，但那些受他教诲至今仍活跃在各地的文博骨干，都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安金槐老师。

安金槐同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他忠诚事业 忠诚科学 忠诚人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文物事业，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